他创造了《士兵突击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,却仍苛刻地审视自身

资本角色

  康洪雷:你要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刁钻而苛刻的看客

 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徐鹏远

  发于2023.9.18总第1109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
  作家毕飞宇记得,自己第一次见到导演康洪雷是在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的摄影棚里。在此之前他们并不认识,相约会面是准备商谈小说《青衣》改编成电视剧的事情。结果喜欢运动的毕飞宇在房间里看到一个足球,谈兴大发便彻底跑了题,他发现眼前这个家伙竟然是个足球行家。

  从初中开始,康洪雷就在体校练足球,每周三、五下午训练,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上课。后来在内蒙古话剧团的时候,他组织过一支球队,找当地的学校、厂矿打比赛,每天一场,踢完回来还会写笔记、做技战术分析。

  如今,康洪雷已经61岁了,每个周五仍然会踢一场球,几十分钟的比赛,次次打满整场。队友和对手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有时会对他脚下留情,他倒也不客气,抓住机会便带球突破、起脚射门,认认真真地扮演着自己的前锋角色。

他创造了《士兵突击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,却仍苛刻地审视自身 导演康洪雷。图/受访者提供

  运动场上不服老,场下的康洪雷似乎却正在安于一种退隐状态。自2001年起,他差不多每年都有一部电视剧问世,其中不乏《士兵突击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这样的封神之作。但2014年之后,这个节奏倏然降了下来,十年时间才出品了四部戏,这其中还包括集体作品《功勋》,他负责的单元只有六集。连他自己也承认:“创作的密集期过去了”。

  一开始,这样的退隐是他的有意为之。面对全面更新的行业和市场,他迟疑、纠结、困惑甚至痛苦,“没法干也干不懂”,所以决定“静下来去琢磨,看一看未来是什么样”。可真的退到远处,心里却有点慌,“突然撒开手,过着一种天边游荡的生活,难免不太适应”。何况他还有不甘,还有野心。

  还好,时间的抚慰终究驱散了焦虑。康洪雷渐渐发觉,他其实一直被很多东西诱惑着,内心深处并没有获得安宁,独处得久了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自己。他开始享受平静的生活,去年正式办理退休手续时,还特意写了一首打油诗表达这份闲适的心境:“退休老汉身矫健,腰别马扎天地转。四分尚靴九分裤,白云苍狗林中树。”同样,对于创作,现在的他也不再有强烈的期许和明确的计划,他已经习惯了等待,等待志同道合的人,等待合适的时机,等待碰撞的发生,就像他喜欢的那类故事一样——乌云密布中总会透出一道霞光。

  改变

  2022年初,康洪雷等来了一群90后。这些年轻人带着一册剧本,邀请他出山执导。

  “我是一个已经退休的导演,要跟一帮这么年轻的人在一块合作,而且他们都是决策者管理者,跟我以往的团队不一样。我特别愿意和他们合作,我想看一看我们之间到底有没有鸿沟,到底能不能合作得下去。”康洪雷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几乎没有犹豫,康洪雷便答应了下来。在他看来,这是一次挑战,从前他害怕自己成为风格化、类型化的创作者,会不断去尝试陌生的题材,现在他最陌生也最好奇的就是新的制作团队、工作方式和观众喜好,所以他想跟着年轻人学习一回:“向青年人看齐,更多的学一些方法。”

  当然,打动他的不只是人,还有剧本。这部由腾讯视频出品的剧集《父辈的荣耀》描绘了三代林业人坚守林场,在几十年岁月中传承接力的故事。在基调上,这是一部标准的主旋律作品,但就肌理而言,生活与情感饱满地填充了故事的骨肉,在宏大主题之畔升腾着人间烟火。

  这正是康洪雷所擅长的那种剧本。他的作品从来不曾偏离主流,也没有落入过空洞的宣讲。他善于以贴近现实的日常展现时代质感,琐碎亲切又激昂慷慨;同时个体生命融化了背景的颜色,无论是石光荣、许三多,还是龙文章和他的“炮灰团”,哪怕是留学法兰西的青年革命者、艰苦奋斗的石油人和道德模范,这些人物都丰满而立体,他们有坚固、勇毅的内核,但绝非束之高阁的英雄,而是沾满尘埃的凡人,于是生动,充满魅力。也因如此,二十年的电视剧生涯里,康洪雷始终可以获得各方的赞赏和一致认可。

  “我愿意在一个事情的维度上去探索。我老觉得问题谁都会看到,可是在问题当中能不能看到那份希望,有没有那份坚强和那种自救,我觉得这很重要。”一定程度上,寄存在作品中的这份价值观也是康洪雷自己的人生写照。1982年,他从艺校毕业进入内蒙古话剧团当演员时,因为外型原因,无法成为舞台的中心——演《高山下的花环》,他已经站在了最后一排的最边上,导演还要他再左一点,用半个身子演了五十多场;演《天地人》,他的角色是一株草,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地上翻滚,一滚就滚了六十多场。1988年,他借调到内蒙古电视台,熬了八年才转正编外身份,当中还有四年一分钱工资都没有。而直到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之前,他跟着王新民、张绍林、陈家林、黄健中几位导演师父,做了十几年辅助工作,几乎把剧组里所有岗位都干了一遍。但他一刻也没有冷却过热情,他坚信着自己终有一天会成功的:“老话说‘成事在天,谋事在人’,那我们谋就得了。世界是公平的,对谁都一样,就看你坚持不坚持。”

  康洪雷是那种认定了某些事就会一直践行下去的人。比如张绍林告诉过他要勤动笔,他便养成了写导演阐释、拍摄总结的习惯。比如黄健中曾教他画分镜头,从那以后他就每部戏都画。再比如,他认为艺术创作唯一的方式就是体验生活,所以每一次都会把演员扔进剧中人的处境和状态里,等到他们彻底脱掉了自己的痕迹才正式开机。

  这些经年保持的创作方式,在《父辈的荣耀》中仍旧延续着。他先是带着主创做了近四个月的剧本围读,然后全体深入林区,跟着基层工人学习,亲眼看看那些工具,亲身感受那里最具体的生活细节。

  可也有些东西开始不一样了。“更包容了。”康洪雷说。他意识到了真正的合作应该容纳一些弹性的空间作为缓冲:“当你到了一定程度,你会有更多的方法,现在只要是不影响艺术表达,我完全可以既完成艺术生产,同时又给制片工作给予一定宽度。你包容了,大家也包容你了,这就给合作带来了和谐的、互相信任的基础。”

  这是从年岁中生长而出的改变,不仅源自多年碰壁和角逐得来的经验与感悟,也缘于跟他共事的人不再是前辈或者同辈。“跟青年人在一块合作,你得让他们有尊严,因为现在跟我们当徒弟的时候不一样了。”康洪雷说:“何况人家比我们那时候更沉着更老练,有些地方比我现在还有分寸。”

  柔软

  在年轻人那里,康洪雷看到了许多的不同。他见识了他们准确的判断力,见识了他们充满人文关怀的决策力,包括他所期待的属于中国影视行业迈向工业化的可能性,也从他们身上显露出来。

  《父辈的荣耀》开机一个多月后,戏份过半,2022年的日历也行将翻过最后的页码。然而就在这时,康洪雷和剧组的很多人都生病了。在病床上只躺了两天,康洪雷便挣扎着爬起来,准备恢复拍摄。他心里着急,停工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,而且这样下去不知道要停到什么时候。但总制片人杨夏——这个90后女孩——却淡定地跟他说,生命是最重要的,不能因为拍摄让这么多生命出事。

他创造了《士兵突击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,却仍苛刻地审视自身 他创造了《士兵突击》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,却仍苛刻地审视自身 电视剧《父辈的荣耀》剧照。图/受访者提供

  “我看着这个姑娘就觉得不一样了,不是那样一个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时代了,科学的工作方式、管理模式出现了。能做出这样的决定真的不是吹牛,你放那儿试试,一万平米的棚里搭了那么多的景、两个摄制团队好几百人。如果按照过去的传统,就是下刀子也得拍下去。”康洪雷至今忘不了那一幕,心里受到了巨大的感动和深刻的震颤:“我觉得这帮年轻人是非常有文明的,是非常有未来的。”

  跟这样一群年轻人在一起,康洪雷变得放松了许多。他会经常去跟他们聊聊天,有好吃的也会拿去分享。除了职员,组里还有不少年轻演员,他甚至打破了自己不跟演员吃饭的习惯,乐乐呵呵地加入到大家的饭局中。

  愈发呈现的柔软之中,其实依然有着某种年龄的自觉。作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导演,如今的康洪雷不再只是单纯地追求个人的艺术创造了,他开始像自己的师父们一样,做起他们曾经为自己做过的事。

  2015年推出《吉鸿昌》后,康洪雷的名字再也没有单独地出现在导演一栏过,他总是带着他的徒弟一起,给他们创造机会,为他们保驾护航。刘翰轩从《士兵突击》开始就跟着康洪雷,从导演助理、场记一路做到副导演、执行导演,2018年康洪雷开拍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,正式将他扶上了联合执导的座椅。这回拍《父辈的荣耀》,康洪雷又叫上了刘翰轩,把厦门部分的戏全部交给他独立负责,自己则安安心心地守在东北。

  “我们都从年轻过来的。我年轻的时候,一个新人想走到导演的位置上,难乎其难。我到了这样一个年龄,培养青年的艺术工作者,也是导演生涯的一个重中之重。”康洪雷说:“而且由年轻导演来拍年轻人的故事,在表达方式上可能会胜过我,也许更接近当代青年人的共性甚至个性。”

  当然,在此前一些剧的拍摄经历中,对后辈的提携有时也会付出一些代价。比如,康洪雷最初也会从某个剧本里也看出来一些问题,尽力提出个人意见,但他不想过多地武断地干扰导演:“毕竟是两个人,他的风格和你的风格不一定能贴合在一起,而且你要让年轻人向前发展,让他有自信的心态独立完成,所以你得离开。”

  “谁都有第一次,不是每个人的第一次都像康洪雷一样一鸣惊人。谁都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,但不是每一个都能青出于蓝胜于蓝。”康洪雷说:“这就是生活,这就是现实。徒弟跟你这么多年,人家想独立执导,你必须得付出,牺牲你用热血和汗水换来的所谓的名声,师父们曾经也是这么培养你的。”他只是用了“纠结”二字来概括那样一个过程,而这两个字在他的职业履历中充其量是一个小小的波折,构不成什么失落。

  坚守

  真正有过痛感的时刻,标注在退隐的起始处。

  在康洪雷的回忆里,自己是在拍完《推拿》以后开始与行业渐行渐远的,因为“新的互联网时代开始了,传统媒体受到了影响”,行业环境和市场风向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。这么说也没毛病,《推拿》前前后后的重重困难确实像是时移事易的一记信号。

  《推拿》是毕飞宇200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,写一群盲人的悲喜怨爱,康洪雷一读完就决心要把它拍出来。但这显然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。一来,就连毕飞宇本人都认为,对影视改编而言,这是“一个犯忌讳的小说”;二来,在玄幻、仙侠、宫斗的蔚然成风中,又有多少人会再去看这么一部戏。

  专业的影视公司给出了他们的回答,没有人愿意投资,没有人敢于投资。费了很大的力气,一家做石油副产品的公司才入局。等到发行阶段,片子又继续面临着没人购买的局面。当年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和《士兵突击》一开始也卖不出去,但后来地方台热播,买家抢得争先恐后。可《推拿》好不容易上了央视,效果却并不如意,制片人再去跟其他电视台领导推荐,对方全都表示:收视率没保障,会把自己的频道名次拉低。

  然而就在《推拿》之后一年,康洪雷还是推出了作品《二炮手》,作为他朝向市场投出的一块探路石。“当时所有人都说,你必须要进入市场。其实这样的故事我极其不喜欢,我觉得极其无厘头,但是很多人认为它好,人家也是出于好心,你能说你不尝试吗?”

  其实在《推拿》里,康洪雷已经咬牙迈出了照顾市场的步子。他原来计划用大量的特效呈现盲人的内心世界,投资方觉得容易让观众出戏,他心一横砍去了90%;片尾曲他起初想用意大利文演唱,后来也同意改成中文。而且他并不排斥商业化,恰恰相反,他认为“只有市场行为才能使中国影视进入到一个良性的循环中,才能让它持续不断地发展。市场和内心追求不能成为两个极端的东西,两者尽量弥合才是中国影视健康的未来”。但认识归认识,真正尝试起来的体验却无比痛苦。《二炮手》摄制期间,康洪雷始终无法认可故事的可信度与合理性,他经常去问编剧,这块为什么是这样,最后问得编剧求他别再问了,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幸亏主演孙红雷经常给他一些鼓励,帮着他组织剧组开会,才让他熬过了那段时间。

  “那之后我绝不再做(这种戏),为此我推掉了无数的可能性。当然人家拿着真金白银也是为了在市场上博弈,不能说人家不对,是我的问题。我总觉得我们做的一切要有尊严地去做,我不够商业,我实在完成不了那个市场要求,我还是习惯做我能控制得了的东西。”

  所以准确地说,这才是康洪雷转身而去的那个零公里的起始处。

  不过远离片场的日子里,康洪雷并非完全不再回头。他每天还是会关注同行的作品,收看各个卫视播出的东西,包括一些网络剧集,他想了解和学习当下以及未来的表达方式,避免自己有一天重新执导时掉队。他也一直在找寻着有兴趣的内容,那得是让他“由衷敬仰的故事和人物”,一定得触动他最柔软的那一面。

  有时候,康洪雷也会想起从前。他不是一个喜欢回首往事的人,也从未对过去的任何一部作品满意过,他总觉得当时如果某个地方再坚持一下可能会更好。但他会想起2002年自己拍摄的《青衣》——直到今天,他唯一引以为豪的一次创作。那是他此前不曾涉足过的女人戏,有太多他作为一个男性难以体会和拿捏的细节、心理与感情。为此他费了不少心血,眼看着四十岁的自己噌噌往外冒白胡子。最终《青衣》成功了,甚至在许多观众眼中,饰演主角筱燕秋的徐帆成就了她演艺生涯中最好的一次表演。

  而另一个不太为人知的故事是,康洪雷在《青衣》杀青后从大连回到北京,发现自己失去了跟身边人交流的能力,“他们说什么听不懂,脑子老开小差儿,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”。于是,他大量地读书,拼命地给自己补充给养,回故乡找发小喝酒,听他们聊日子的艰辛、下岗的苦闷、家庭的不幸,把自己装回到现实的纹路中。

  退隐的这十年,康洪雷的状态几乎和那时一样。他用相同的方式淘洗自己,让自己不断返归生活的源泉,就像《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》里的知青回到那方广袤的绿野,就像《父辈的荣耀》里的孩子们回到那片茂密的森林。他依然是那个导演康洪雷,有些东西一直都没有改变过——“我们做的是一个给人看的事业,这一点要永远在我们心中放着。你要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刁钻而且非常苛刻的看客,为观众把这一道关。”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3年第35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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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编辑:付子豪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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